2005年4月13日，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门前挤满了人，神情焦急而严肃。

来自全国120多家传媒的200多名记者聚集在这条20米宽的街道上，等待着一个“杀人犯”的出现。

39岁的佘祥林缓步走出法院，和在外等候多时的父亲紧紧相拥，这个本该顶天立地的汉子，此刻哭得像个孩子。

自从他因“杀害”妻子被判入狱，已经过去了11年，如今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案，宣判他无罪。

11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佘祥林会被指控“杀害”妻子？如今又为何判他无罪？

“他们说我杀害了我的妻子。”

1994年4月11日，湖北省京山县的吕冲村村民程爱平起了个大早，送孩子上学。

回家的路上，程爱平走到附近的一个堰塘时，远远地就看见水面上漂着一团东西。

程爱平还以为一团垃圾，一边埋怨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一边上前查看，却被吓得尖叫起来：

“死人啦！”

警车呼啸着包围了小小的山村，村外堰塘发现一具女尸的消息传遍了每家每户，大家都在讨论死者是谁。

有人怀疑，死者可能是村民佘祥林的老婆，张在玉！

原来，在1月份的时候，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走丢了，一开始佘祥林并没有多着急，因为妻子患有精神病，经常会离家出走，但不会走太远。

直到一家人找了两天都不见人影时，才知道慌了，张在玉的表姐就在1月22日向派出所报案，直到现在都没找到人。

京山县派出所的民警们也想到了这个案子，于是通知张在玉的父母和哥哥来辨认一下死者。

这具女尸面部已经腐烂，根本无法辨认相貌，但身高、胖瘦都和张在玉差不多，穿的毛衣也是和失踪的张在玉穿的款式一样！

张在玉的母亲还说自己的女儿肚皮上，有一道做剖腹产时留下的疤痕，经验证那具女尸身上也有，老人一下就瘫坐在地上，确认了死者就是张在玉。

但张在玉的哥哥张在生却有些怀疑，他向派出所提出做一下DNA鉴定，可那时条件不好，派出所说没有办案经费，如果要做的话，张家得交2万元。

“做什么做！”张家母亲抹着泪说：“这天下难道还有父母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吗？这就是我的女儿！”

悲愤的张家母亲还给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女儿和女婿最近感情不太和睦，听说那佘祥林还有个相好的，就算不是他下的手，也肯定和佘祥林摆脱不了干系！

1994年4月11日晚上，京山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找到了佘祥林，并把他带到了一家宾馆里。

时任刑警大队大队长的卢定成一进门就告诉他：“你的妻子已经找到，是属他杀，你要接受我们的审查。”

佘祥林听闻妻子被找到，却已经死亡的消息时只觉得五雷轰顶，还没等他从悲伤中缓过神来，就听到了他要接受审查。

“我老婆没了，为什么查我？”佘祥林不解地说：“不关我的事啊。”

卢定成冷笑一声：“你丈母娘都说过了，你与张在玉感情不和，有重大作案嫌疑。”

说完就让人将佘祥林控制住，带回了公安局里进行调查。

“佘祥林因涉嫌杀害妻子被抓走”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落，佘家人不相信佘祥林会做出这种事，多次要求查看死者时都被拒绝了。

佘家人向公安局提出异议说，凭什么认定死者就是张在玉，警员回答的是，这个不由你说了算，政府肯定没错。

佘祥林也再三向侦查员提出要亲眼看看，死的人到底是不是他的妻子，也被拒绝。

他在1998年的一份申诉材料中写到：“直到今天，依然不知道死者究竟是不是我的妻子张在玉。”

不愿回忆的10天11夜

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佘祥林一直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张在玉的死他毫不知情。

但公安局通过现有的证据判定佘祥林就是凶手，只需要再拿一份佘祥林的“口供”，基本就能定罪，于是开始了又一轮“审讯”。

经过了从4月11日至4月22日的11天“审讯”，佘祥林终于交代了“作案经过”。

“我敢说那10天11夜的痛苦滋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鼻子多次被打破后，他们竟将我的头残忍的按到浴缸里，我几次因气力不足喝浴缸里的水呛得差点昏死……”

这是佘祥林的申诉资料里透露的一些审讯时的过程和细节，他本就是一个普通人，哪经得住这般毒打？

一开始他还咬紧牙关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可拳头如雨点般落下，敲碎了他的意志，挫灭了他的自尊。

“……你把尸体埋在土里，我们可以挖地三尺，你把尸体沉在水里，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你懂吗？把水抽干！……”

佘祥林还在申诉材料中写到：

“从那位指导员语气十分突出地‘把水抽干’及‘那个水库是雁门口水库吗’的问话中，我已经猜到了在关桥水库杀人后将尸体沉在水库的经过。”

在审讯人员不停地毒打、体罚、提示中，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为了逃避酷刑，“承认”了所有罪名，还编造出他是怎样把妻子给杀死的。

最终，佘祥林供出了四个不同版本的作案过程，警方认为第一种说法是假口供，第二种第三种也被否定，因为有些细节和证人的说法对不上，直到第四种供述，才被警方认定为“符合案件客观事实”：

“1994年1月20日晚10时许，佘将精神失常的妻子从床上拉起来，带到一处瓜棚里关起来。第二天凌晨2：30分，佘将6岁的女儿抱到父母房内，谎称妻子出走了，然后以外出寻找妻子为由，拿着手电筒、麻绳和张在玉的毛裤，推着自行车出门，来到瓜棚内，给妻子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他把妻子带到吕冲村九组那处池塘边，趁张不备，用石头猛击张的头、面部直至张不能动弹，将张拖到了堰塘的东北角，用麻绳将装有4块石头的蛇皮袋绑附其身沉入水中。次日下午将从张身上换下的衣服全部放在自家灶里烧毁。”

而对于佘祥林那些前后矛盾的多版本供词，京山县公安局还给出了一个解释：

“佘祥林在派出所当过治安员，从审查他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具有反侦察和反审讯能力，不可能一次性彻底交代清楚，佘是试探性的供述，挤牙膏式的交代，故有多种供述。”

明明就是警方的诱供和屈打成招，却被说成是佘祥林自己的问题，简直就是目无王法！把百姓生命当儿戏！

然而在接下来的指认现场时，警方还做出了更过分的举动。

照着“地图”指认现场

1994年4月21日晚上，佘祥林被警方押着前去指认“犯罪现场”，这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然而在出发之前，就有侦查员给他画过详细的“行走线路图”，到了什么地方要往左拐，走多久以后就往右……

到了关桥下车后，佘祥林的双腿因为遭受毒打，高度浮肿根本无法行走，还处在半昏迷状态，就叫了两个刑警架着他下车。

尽管之前已经看过路线图，可从没来过这的佘祥林怎么也记不住，两次走错了方向，一名刑警干脆塞了个手电筒给他，还一直叮嘱他往回走的时候注意左边的路口。

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写到：

“……实在找不到路口时，天下起了雨，刑警队的曾忠和雁门口镇派出所一民警直接架着我朝山上走，在我的前面50米左右还有两个人带路，一个是何泽亮，一个记不清名字了。”

一路来到了死者被发现的堰塘后，刑警示意他指一指杀人现场，好拍照取证，他就胡乱指了指。

照片拍出来，刑警们看过后觉得不满意，于是干脆过来一个人，抬着他的胳膊指着池塘的方向拍了一张。

整个过程中，佘祥林就像一个木偶一般，被刑警们操纵着按照他们所布置好的一切去“演戏”，认下他从没做过的凶案。

这样虚假的指认现场，在京山县公安局的案卷中却记载成，佘祥林带着刑警们经过两个山顶，走了11公里，找到了案发现场，当时还下着小雨，但佘祥林依旧能找到路，还附上了一份行走路线图，认定佘祥林作案真实可信。

案卷中还记录了佘祥林多次交代使用了石头猛击张在玉的头部，但凶器却一直没能找到，指认现场时也没有所谓的石头。

京山县公安局又拿出了“解释”——“作案在深夜，遍山都是石头，就地取材，佘祥林现在也不能确认，交代的作案时间和案发时间已有3月之久，所以无法寻找凶器。”

在如此多“确凿”的证据下，1994年8月28日，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以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对佘祥林提起公诉。

1994年10月13日，原荆州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佘祥林提出了上诉。

摆脱了京山县公安局，由湖北省高级法院受理此案后，会不会有所转机呢？

省高院的质疑

在拿到案卷和材料后，省高院很快就发现了疑点。

一个是凶器的去向：既然凶器没找到，指认现场也没有石头，那凭什么说凶器是石头？

但这一质疑在京山县公安局的“解释”下还算说得过去。

另一点，是关于提取蛇皮袋时的笔录时间。

省高院指出，根据资料来看，4月17日，警方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代，在沉尸地点提取了蛇皮袋一个；但佘祥林亲口交代自己是用蛇皮袋装4块石头沉尸，这一记录是在4月20号。

两者前后矛盾，让省高院认为实际情况与提取笔录所记载的不相符，结论为：“这一证据的证明力值得研究。”

这时，一份“良心证明”的出现，间接证明了湖北省高级法院的判断。

良心证明

自从儿子被逮捕后，作为母亲的杨五香就夜不能寐，因为佘祥林说过他没有杀过人，相信自己儿子的她每天都在为了救出佘祥林而奔波。

1994年12月下旬，杨五香正在四处贴找儿媳张在玉的寻人启事时，一个中年妇女拿着寻人启事找到了她。

“我见过她。”那个农妇一见到杨五香就说：“她曾经去过我们村！”

女人名叫聂麦清，42岁，家住在姚岭村，离佘祥林所居住的何场村不算远。

她告诉杨五香，10月20日的时候，姚岭村跑来了一个疯女人，约莫30来岁，皮肤黝黑，身形小巧，蓬头垢面。

从女人蜡黄的脸色和脏兮兮的衣服来看，她一定在外流浪了一段时间。

聂麦清和几个妇女看她可怜，就端了碗稀饭给她吃，询问她一些信息。

疯女人拿着土块写自己姓张，雁门口镇人，有一个6岁的女儿，到妹妹家去迷了路。

善良的聂麦清当即就把这个女人带回了家，打算帮她去雁门口镇找一下家人送她回去，结果第二天上午，这个疯女人趁着她和丈夫外出干活跑了，从此就再也没见过了。

这天聂麦清刚好来附近的村子走亲戚，看到了寻人启事上的张在玉后她觉得很眼熟，仔细一想，这不就是那个疯女人吗！

这才赶紧找到了杨五香，告知这个信息。

杨五香听完后，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自从儿子被抓，佘家人都抬不起头来，走哪都会被人戳着脊梁骨骂。

尽管她相信儿子没有杀人，想要找到儿媳给儿子作证，但一直没有消息，连她都快要动摇了，聂麦清的话无疑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她不住的抓着对方的手表示感谢。

在听说了杨五香的遭遇后，聂麦清也十分唏嘘，正直热心的她决定帮一帮这个苦命的女人。

聂麦清回家后，由她口述，让二儿子倪红彪执笔，写下了一份“关于张在玉来我村的经过”的证明。

杨五香拿到这份证明的时候激动得手都在抖，急忙连夜送到了京山县公安局，但办案民警说：“这份证明连个落款都没有，没有盖章，能说明什么问题！像这样的证明我可以给你写1000份，你信不信？”

杨五香只好又找到了聂麦清，聂麦清和她徒步走到村治保主任办公处，想盖一个村委会的章，结果主任出差了，要半个月后才能回来。

聂麦清就回家动员丈夫倪乐平，她丈夫是姚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写的证明更有可信度。

在妻子和见过那个疯女人的村民们的央求下，倪乐平写下了一份张在玉来过村里的证明，盖上了姚岭村党支部的章。

杨五香对这一家人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只是拉着聂麦清的手哭，聂麦清拍拍她，让她赶紧把证明送上去。

这一次，杨五香不再相信京山县公安局，而是和大儿子佘锁林一起来到了武汉，递交给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拿到证明后，本就对此次案件有着诸多疑问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顶着张在玉娘家人上访的压力，于1995年1月10日作出刑事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佘祥林暂时得以死里逃生，这一份证明后来也被称为“良心证明”。

然而这份证明救了别人的命，却差点要了聂麦清自己的命。

案件被发回重审后，京山县公安局的个别办案人，对聂麦清一家恨之入骨。

1995年5月，京山县公安局以聂麦清及其丈夫作伪证为由，把聂麦清带回了公安局，二儿子和丈夫不在家逃过一劫。

办案人员企图让聂麦清承认自己作了伪证，但正直的聂麦清始终不愿做昧良心的事，于是民警就开始折磨她：一顿就给一碗稀饭一根萝卜，她每天饿的走不动路，还得干活，饿得受不了的聂麦清就偷偷捡别人扔掉的发霉饼干吃。

最后还是她当兵的大儿子回乡探亲后，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和有关部门交涉，几番周折才把母亲接了出来。

7月12日，被关了2个多月的聂麦清被人扶着走出来。以前那个神采奕奕，走路带风的健康农妇此刻两鬓斑白，神情憔悴。

在人民医院治疗时，还检查出了心脏有问题，干不了农活，每个月还需要200多元的药费。

她的丈夫被迫辞去了党支部副书记职务，家里的猪被饿死，鸡也跑丢了，还欠下了许多外债。

但夫妻俩并不后悔，聂麦清更是表示：“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仍然会站出来！”

艰难的申诉之路

案件被发回重审后，1995年5月15日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

可无论再怎么查，没有做过的事情，哪能拿得出证据来呢？于是案件就陷入了“侦查——上诉——证据不足——继续侦查”的死循环。

而此时，关于佘祥林杀妻案的报道铺天盖地，不知情的百姓们十分痛恨佘祥林这个狠心杀妻的罪犯，要求“给凶手应有的惩罚”的呼声越来越大。

迫于舆论压力和上级的施压，荆门市政法委、荆门市中院、荆门市检察院以及京山县政法委、京山县法院和京山县检察院的负责人们开了一个协调会。

协调会的主旨不是给佘祥林洗刷冤屈，而是商量出了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决定对佘祥林故意杀人一案降格处理，由京山县检察院向京山县法院提起公诉。

这么做有什么用呢？再往下看就能知道这其中的“用心险恶”。

1998年3月31日，京山县检察院诉至京山县法院，指控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

1998年6月15日，佘祥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

和之前一样，佘祥林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但这一次，案件被移交到了一开始判处他死刑的荆门市中院。

1998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佘祥林的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案件继续由荆门市中级法院审理的话，当佘祥林提起上诉时，就会被移交到上一级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但做了降格处理后，佘祥林提起上诉，案件就从京山县法院移交到荆门市中级法院。

最终，佘祥林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破碎的家庭与“死而复生”的妻子

自从佘祥林入狱后，佘家人一直在为他四处奔波，结果落得家破人亡。

母亲杨五香因为反复上诉和申诉被抓，在看守所待了9个月，备受折磨。出来的时候变得又聋又哑，路都走不动还是被人背出来的，在病痛中熬了3个月后去世。

父亲佘树生没有放弃儿子，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地往京山县人大、法院、检察院……只要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均无回音。

京山县公安局一位姓吴的工作人员还说：“你老婆死了，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在县法院，佘树生也很不受待见，经常被人驱赶，甚至不允许他坐他们的凳子。

大哥佘锁林因为上访曾被关过41天，放回来后被免了职务，中共预备党员的身份也没了。

佘祥林的女儿佘华荣15岁辍学，到深圳打工。因为之前她成绩好，镇里免了学杂费，现在她是杀人犯的女儿，不能再免学杂费，家里条件不好，拿不出学费，于是懂事的她选择了辍学。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

就在佘祥林接受事实，待在监狱中绝望度日时，一个消息传来：他的妻子回来了。

2005年3月28日，小小的何场村变得不再平静：已经“死”了11年的张在玉回来了！

原来张在玉流落到了山东枣庄，被当地的一个村民搭救，两人成了家，还生了一个儿子。

张在玉回家后，京山县公安局、京山县人民法院立即调查，通过DNA鉴定核实了她的身份，确认当初发现的女尸不是她。

荆门市委对该案高度重视，责令有关部门立即依法纠错。

2005年4月13日上午9点，京山县法院开庭重新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

最终，因“杀妻”罪名蒙冤入狱11年的佘祥林及其家人，累计将获得70万元左右的国家赔偿，加上之前雁门口镇政府向他发放的2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款，一共90万元左右。

当初因写下“良心证明”而遭受迫害的聂麦清获国家赔偿2.5万元。

佘祥林个人的不幸为整个司法界、法学界敲响了警钟，并引发了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制的反思与检讨，提醒我们反思、研究冤案形成的根源，吸取教训，尽快健全预防冤案的机制，制定纠正平反冤案的各种措施，把冤错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如今，佘祥林带着女儿离开了家乡，做起了一些小生意，日子平淡而幸福。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自己不会仇恨社会：“我觉得社会有自净能力，会慢慢变好，但中间会有人付出代价。”

佘祥林强调自己的生活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也不想让外界继续关注他，他说：“不要让别人想起世界上还有我，把我忘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