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将那个激荡在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幽灵"引入了中国，中国的政党政治由此揭开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身体力行，深入到基层社会生活，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

邓中夏在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一批青年学生在北京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艰辛的生活状况。在与工人们相处中，马克思主义从知识界的狭小范围内走出，不少工人逐步具有了改善生活状态的意识。

随着罢工次数的增加，扩大本阶级团结的呼声日隆，建立适应于近代化生产条件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成为一种客观趋势。

最早酝酿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沪之际曾与李大钊交换过建立共产党的意见，两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筹建活动。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陈独秀到上海后，继续主编《新青年》杂志，并于5月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上海成立了由陈独秀主持、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李大钊等5人组成的“革命局”。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该小组作为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小组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0年秋到1921年春，陈潭秋、包惠僧建立起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谭平山、陈公博等人组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在巴黎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则在日本组成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早期组织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小组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叫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习惯上一律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抵达上海，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发起组很快与北京的李大钊和已去广州的陈独秀相商，认为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准备，成立全国性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确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小组随即通知各地小组各派代表两名出席会议。

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静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出席会议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党员50余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武汉）、毛泽东、何叔衡（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由陈独秀委派）；马林、尼可尔斯基（共产国际）也列席了大会。

7月30日晚，当大会行将结束时，租界的一个密探突然闯入，引起大家的警觉。于是，最后一天会议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

大会中心议项是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革命军队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所有制，直至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纲还规定了党的纪律、若干组织原则和吸收党员的条件与手续等。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立党成立以后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加强中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大会选举产生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尽管陈独秀未出席大会，但由于其为建党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崇高声望，大会仍然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局第一任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经济落后、政治保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活动，既要适应特定的救亡的民族主义潮流，又要抵抗来自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的镇压，这就要求有一个具有先进理论的近代政党作为指导。正是适应了这种特殊的国情需要，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近代以来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却又屡败屡战、愈挫愈奋的中国人拥有了一个领导斗争的坚强核心；表明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在经过艰苦探索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选择；预示着东方大国走出传统的治乱更替与旧式农民战争的怪圈，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的广阔前景。